新加坡的网约车政策是如何走向开放的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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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网约车尚未登陆新加坡时，狮城只有一种出租车，本地人称之为“德士”。

截止2016年2月，新加坡每千人的德士拥有量为5.3，在全球所有发达城市中排名第一。即便如此，每当遇到高峰期、坏天气或在市郊地带，“打车难”依然常年困扰着新加坡居民。

新加坡德士与网约车数量对比（来源：新加坡陆交局）

上图中，蓝色和绿色分别代表新加坡德士和网约车的数量，折线则代表德士日均出行量。2015年起，网约车数量飞速增长，在一年内就超过德士数量，而搭乘德士出行的人次也日趋减少。据新加坡交通部统计，网约车的存在使得通勤峰时的“点对点”载客服务量增长了三分之一。

早在2013年12月，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（简称“陆交局”）对新兴的网约车服务并不包容。彼时，打车平台上的私家车主并不被允许持有个人职业执照（vocational license）。

然而，随着打车软件逐渐风靡狮城，政策制定者开始意识到，网约车平台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，而且改善了出行供需的匹配关系，这在通勤高峰时尤为明显。为应对这个新型市场，新加坡采用轻触式（light-touch）管理方法，制定了两项新规。

第一项是《第三方预约出租车服务提供商法案》，于2015年5月经国会通过，同年9月开始生效。根据这项法案，任何接入出租车超过20辆的约车平台，都需要在陆交局注册，获取经营许可。法案还规定，平台必须确保价格透明，禁止出租车司机择优挑选乘客的行为。

对于新加坡而言，这项“里程碑式”的法案开创性地给予网约车合法的地位，并且赋予陆交局对平台的规制权，将预约出租车和“巡游”德士放在公平竞争的赛道上。然而，这项法案只适用于网约车平台的出租车业务，也正是其局限性所在。

截止2016年4月，“格步”（Grab）等5家网约车平台获得新加坡陆交局颁布的经营许可，其中两家甚至在当时尚未开始任何营运业务。

针对网约车，第二项新规的制定过程更加严谨复杂，前后历时近两年。

2015年10月，致力于打造“更智慧、更绿色和更包容交通体系”的许文远，在其履新交通部长的第二天就在博客上宣布，将研究是否对网约车服务（如GrabCar、UberX等）进行规制。随后，时任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黄志明发起了一次行业评审，与乘客、德士司机、网约车司机、德士公司、汽车租赁公司和网约车平台等多个利益相关方展开征询和磋商，以寻求公平的解决方案。

最终，在2016年4月的国会拨款委员会辩论（COS debates）中，交通部宣布“为了更好保障乘客的利益和安全，将对网约车服务进行规制”。 随即，陆交局发布了面向网约车主的执照规定。

首先，新规要求执照申请人须经过背景调查和医疗检查，在提高乘车安全的同时，也降低了原本由平台负担的高额成本。其次，陆交局规定执照申请者只须接受10小时课程培训，学习有关私召车条例、服务素养和安全事项等内容（如果提供网约车平台的内部培训符合陆交局要求，旗下车主甚至无须上课）。通过考试后，车主就能拿到“私人出租车司机职业执照”（Private Hire Car Driver’s Vocational Licence，简称PDVL）。

新规也充分照顾了德士司机群体的利益。德士司机职业执照的持有者甚至无须额外考取PDVL，就可以直接开私家车提供网约车服务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即便没有新加坡国籍，只要受雇于汽车租赁公司，任何人都可以申请PDVL。这与出租车司机只对本国人开放的高门槛完全不同。

自2017年3月13日申请开放之日起，不足三个月时间内共有39000名网约车主向陆交局递交考取PDVL的申请，这些车主将有至多一年的时间考取执照，在此期间做网约车主的工作则完全不受影响。

在网约车平台引导下，新加坡德士也在经历革新。2017年3月，经陆交局批准，“格步”进一步促进网约车-出租车的融合，将动态调价系统应用在与其合作的5家德士公司上。这5家公司旗下的出租车占全国总量的40%之多。

新加坡公共交通委员会年初的调查显示，乘客对网约车的满意度高于德士，这也侧面肯定了近年来政府的规制成果。

根据态度与策略的不同，学界将网约车治理分为五种模式：默许、震慑、取缔、建章立制和积极网络管理（active network management）。第五种治理模式意味着政府采取积极路线，对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协调，从而建立共识、实现多赢，其典型代表是新加坡。

正如总理李显龙所强调的，新加坡政府长期致力于为出租车和网约车创造公平竞争环境。在狮城的案例中，政府通过政策调整和优化，使网约车可与出租车“平起平坐”，并推动二者融合发展。虽然规制依然是新加坡网约车行业中必不可少的要素，但其并非意在阻碍，而是希望维护技术创新带来的社会福利，保障全体公众的利益。

作为颠覆性技术最知名的成果，共享出行从未停止创新的脚步，网约车平台仍在行业竞争和自我优化中快速发展。新加坡对于网约车的规制为中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参考：面对新生业态，政策制定者也需要不断“成长”，适时调整治理模式。